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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企业都该有一张“负面清单”

2020-12-04 04:09:41 来源:

原标题:每个企业都该有一张“负面清单” || 大视野

· 秦朔 | 文 

2017年,海信集团研发中心从青岛市江西路11号迁往位于崂山的新研发园区。此前一年间,围绕江西路这块黄金宝地的用途,海信内部有过几次讨论。有人算了一笔账,如果拿来开发房地产,预计有十几亿元收益。

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一锤定音:“决不能做房地产。”

两年多后,一座以“科学和自然探索”为主题的科学探索中心在这里落成,向社会开放。在1.3万平方米的体验空间里,孩子们可以去体会生命从哪里来,可以通过互动试验感受莫比乌斯环、伯努利原理、牛顿摆和风力发电,可以摸到真实的挖掘机、消防机、收割机,甚至到驾驶室里操作,通过观察车辆纹路中花纹的区别,来寻找摩擦力和重力的奥秘……

青岛的网红打卡地中,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的排名有时会超越一些老牌景点。

今年7月拜访周厚健时,他说到这件事:“地的市场价值确实很高,但我脑子里从未动过做房地产的念头。因为青岛市政府在崂山帮海信弄了一块很大、很好的研发用地,希望我们好好做研发,而不是掉进钱眼里。”

“更重要的是,从海信几十年的发展中,我深刻地知道技术的重要性。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好奇心。爱因斯坦说过‘我没有特别的天才,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’。成功源自好奇心,好奇心源自对大自然和科学技术的兴趣。所以我们的团队走遍全球知名的科学博物馆,借鉴学习,最后建成了这个探索中心,希望从科普的角度唤起大家的好奇心。”

“我们放弃了十几个亿的收益,但我们为青岛创造的价值更高。有些价值不是用钱能计算的。”

"海信科学探索中心收藏的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

2010年,中国大陆一共生产了1.18亿台电视机,其中1亿台为平板电视。

平板电视的核心器件是显示芯片、显示屏及模组,95%以上要进口,一年要花大约2600亿元。显示面板是当时中国继石油、铁矿石、集成电路后的第四大进口材料。时任工信部领导的苗圩说,中国显示产业的关键问题是“缺芯少屏”。

“芯是芯片,屏是面板。面板过去主要由日韩企业主导,特别是三星优势很大。面板工业是‘吃钱的老虎’,高投入,重资产,技术和工艺复杂,风险很大。2001年,大陆面板厂商的面板出货量只占大陆整个彩电生产量的2%,但是到2019年已经占71%,‘少屏’的历史被改写。现在全球面板产业已经由中国来主导。”

“十年前一台42寸液晶电视的销售价最少在5000元以上,现在在1000元以内。这就是华星光电等中国显示企业崛起、让面板价格大大降低的结果。”

9月中旬,我在深圳的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参观,华星光电高级副总裁赵军这样介绍。

华星光电和京东方,被誉为中国面板工业的双雄。

2009年,在深圳市政府大力支持下,TCL华星光电成立,TCL从终端产品进入半导体显示。目前,华星光电已建和在建的生产线共6条,合计投资金额近2000亿元。最近,在苏州的三星8.5代线被华星光电收购,这标志着大陆面板产业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逆袭。

从2013年起,TCL集团开始从房地产领域退出,当年12月将旗下的惠州TCL房地产开发公司70%的股权转让给香港花样年集团。转让后,TCL的主营业务为TCL多媒体、TCL通讯、华星光电、家电集团通力电子、部品及材料、销售及物流六块业务,房地产不在其中。

2018年,TCL修订《公司章程》,经营范围干脆剔除了“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”这一项,彻底去房地产化。

李东生说:“我当然知道靠着工业投资可以到一些地方配套拿房地产用地,我也知道房地产有发展前景,但术业有专攻,一个企业还是要专注于自己有优势的领域才可能成功,所以我们卖掉了房地产业务。”

“做工业很苦,回报也不是很高,而且要一直不断地投资下去,很难变现。但我就是喜欢,我这一辈子就干电子工业和半导体显示工业。”

李东生和周厚健都出生于1957年,在大学都学无线电,1982年毕业后进入企业,至今38年,专心做一事,一事做一生。

除了李东生和周厚健,我曾经采访过的多位企业家,都对房地产不感兴趣。

在上世纪末开始精干主业、剥离辅助的改革时,就定下“决不偏离化学领域,永远聚焦主业”的规矩。万华成功后,有人建议搞房地产,盖一座烟台市的最高楼作为地标,因和规矩相悖流产。万华对搞金融也没有兴趣。

的曹德旺多次发声,不应该再将房价“高高捧起”,福耀绝对不碰房地产。他说:“中国要与其他发达国家竞争,必须解决房地产的问题,降低成本。实体经济的强大才是最强大的竞争力,这只有搞好科技和科研,搞好制造业。”

的董明珠说,“一个企业想赚大钱,应该搞房地产,格力没去做房地产业务,而是选择最艰难、最慢的道路。这条路利润最低,但走得最稳。真正强大的企业,并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金去做房地产,而是不屑于做房地产。”

董事长刘庆峰2018年接受采访时说,有传言说科大讯飞打着AI的旗号做房地产,幸好我们这么多年真的没做过,不是说房地产不好,而是讯飞要坚持主业,在自己的核心赛道上前进。“我们在全国,除了安徽总部之外,只拿了两块地,一块是2012年在天津的30亩地,用作研发楼,一块是2014年在广州,只有6亩。不仅科大讯飞没做房地产,我们的分子公司也从来没做过房地产。”

华为的任正非更是经常“开炮”房地产价格太高。2016年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,深圳房地产太多了,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,生产成本太高工业就发展不起来。记者还问他华为为什么不上市,他说:“守住‘上甘岭’是很难的,如果上市,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以赚几十亿、几百亿,逼我们横向发展,我们就攻不进‘无人区’了。”

房地产是非常重要的行业,关系到民生福祉,1998年后也被作为“新的经济增长点”和支柱产业,带动性强,堪称“百业之母”。

但为什么在社会认知中房地产商的形象远远赶不上工业家,很多工业家还把房地产列入“负面清单”?

除了房价上涨过快的因素,我觉得海南省省长沈晓明2019年在企业家咨询会议上说的一番话颇有道理。他说房地产是一个好东西,能带动建筑、消费、家用电器等产业的发展,但房地产就是卖地,没有技术含量,不需要技术含量,谁都可以做,“如果不加以限制大家都会去做房地产,对房地产的依赖会越来越高,而我们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以消耗”。

工业家不喜欢房地产,则是因为房价飙升,打工的不如炒房的,从成本和心态上都是做工业的扰动因素。

日本“经营之神”、创造过三个世界500强的稻盛和夫曾有这样一段经历。有一次,一位银行高管来拜访他,说两年前房地产开始升值,大家都在购买土地,转卖获利,“贵公司把利润放在我们银行,非常感谢,但这个社会流行借钱买地,贵公司想借款,不管多少我们都愿意借,不动产可以保值升值!”稻盛和夫回答:“我的理念是只有自己额头流汗,辛勤工作赚来的钱才是利润。”

当房地产泡沫破裂,很多公司因为乱投资倒闭时,媒体问稻盛和夫为何有先见之明,他说:“我没你们说的那种先见之明,我只是不喜欢投机获利,我不喜欢靠转卖房地产赚钱,如此而已。”

稻盛和夫主张“水库式经营”,这是他向松下幸之助学到的,就是不要动不动就向银行贷款,而要提高储水能力,也就是自有资本的比例。松下幸之助说,一旦下大雨,未建水库的河流就会发大水、产生洪涝灾害,持续日晒河流就会干涸,所以要建水库蓄水,使水量不受天气和环境的左右并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。“经营方面也一样,景气时更要为不景气时做好储备,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。”

在中国,聪明的房地产商不是不知道建水库的重要性,而是把各家银行当成了自己的水库。银行也乐意扮演源源不断的水库角色,因为房地产是不断升值的优质资产。水大鱼大,水涨船高,造就了世罕其匹的房地产金融奇观。

其实规划和建筑都有技术含量的,我们身边的很多建筑物都是城市形象的载体。但中国房地产商给人的印象并非技术,主要是“圈地+融资”。这么多年来,中国绝大部分地方的绝大部分房地产项目都在升值,但能让消费者从住的角度真正满意的、有技术和质量保证的房子则少之又少。

在一定程度上,中国金融是银行主导的,银行贷款是抵押品主导的,而房地产是银行最喜欢的抵押品,于是房价成了中国金融乃至中国经济的稳定之锚!

与此同时,土地出让金以及和房地产相关税费已是维持地方财政运转的关键,在很多城市都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,多则占到百分之七八十。2019年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“破7奔8”,达到7.7914万亿,房地产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印花税、住宅房产税(试点)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等11项税收大致在3万亿元以上。可以说,房地产也是地方财政稳定运转之锚!

无论说“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”,还是说“房地产支撑了中国经济”,现实就是房地产必须稳定发展。如果谁想对房地产的过分金融化进行“拆弹”,说不定还没炸到发展商,先把银行和财政炸了。也许是吃准了这一点,多年来,尽管不断有政策调控,不少房地产商仍以强悍的进取心,无所畏惧地持续加杠杆! 

不过也不要以为,“借债越多越安全”、“借少是孙子,借多是爷”、“大而不能倒”,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

毕竟,房价繁荣的负面代价也很大。尤其是当中国面对“卡脖子”困难的时候,还是需要工业家、科学家、广大年轻一代技术人员去突破,这个时候指望不上房地产商。

我从不认为房价的非理性高企都是开发商的责任,但我希望提醒开发商,靠拼命加杠杆扩张、打来打去都是打土地和银行的主意、把做大当成第一目标的增长方式不会再有效了。因为国家和都不认可。哪怕你的规模大的惊人。

过去几年,中国不是有好几家世界500强都掉下来吗?华信、安邦已烟消云散,海航也在艰难瘦身。用过度激进的手段建非凡之功,其根本思维,大体还是一个“赌”字,而“赌”是无法永远都有胜算的。

中国是大国,有超级大市场,所以在中国把规模做到前几位就可能成为世界500强。但今天中国更需要的是“真正的强”,不是规模的大,是“不能没有你”的核心竞争力。

我们看到,一些面积小、人口少的小国,却拥有世界级的大企。

2020年世界500强,有14家瑞士公司,13家荷兰公司。瑞士的面积只有重庆的一半,人口只有成都的不到一半,但瑞士有雀巢、罗氏、诺华、ABB这样的500强,还有许多高精尖的制造业细分领域的领导者。世界十大名表除了法国的卡地亚全都是瑞士品牌。荷兰人口只有1740万,但拥有壳牌石油、飞利浦、联合利华这类大企业,也有ASML(阿斯麦)、恩智浦这样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重要企业,以及EXACT这样的全球性信息服务软件企业。

中国某个房地产企业出了问题,全世界无感。而如果罗氏、诺华、ABB、ASML、恩智浦出了问题,其所在行业会引发世界性巨震。这就是专注于生产性创新、创造了不可替代性的企业的价值,而这是需要专心致志、惟精惟一、经年累月,用真知和创新去实现的。

财富骄人不是中国的未来,有大量世界水平的生产性的价值创新,中国才有未来。

不择手段征服市场也不是真本事,征服世界远不如造福世界更让人尊重。

对广大的中国年轻人来说,他们习惯的企业家形象是斯斯文文的马化腾,有点羞涩的张一鸣,博览群书的王兴,低调无比的汪涛,是T恤、牛仔裤和运动鞋,是每说一句话都有一些价值可以琢磨。再有钱的房地产商,再奢华的生活方式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趣,相反只能让他们反感。

这是一个青睐创新企业家的时代,而不是追逐富豪榜的时代。

吉姆·柯林斯在《从优秀到卓越》一书中说,“看看你的办公桌,如果你也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领导者,想必也有一份清晰的to-do list。而你的stop-doing list 呢?”

“对那些成功打造卓越公司的人而言,stop-doing list与to-do list的作用相当。”他强调,企业要专注在核心业务上,忽视或消除那些造成干扰的业务或投资机会,企业要有不做什么的“负面清单”。

彼得·德鲁克说,很多公司想要实现的东西太多了,公司的选择性越强(而不是选择面越宽)就越有效率。(A business is more effective when it is more selective.)

德鲁克为此提出“有目的的放弃 ”(purposeful abandonment)一词,“要想发展,公司就必须有一个摆脱干扰物的系统的政策”。

前两年,因为段永平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对话,不做清单(stop-doing list)成为热词。段永平说,不做清单就是你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事情,然后避免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情。大多数人不是判断不了对错,而是明知是错的还要去做,经不住短期诱惑,这样就离我们想要的世界越来越远了。

他还说,“做对的事情”胜过“把事情做对”,做“对且长期对”的事情更有价值,只有事情是对的,长期做才会有积累。同时,“做对的事情”还远远不够,还要反过来,就是“不做错的事情”,那就是发现错了,就一定要停止、一定要改变。

只有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是不够的,企业家还需要理性,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团队建设,长期主义、专业主义的追求。

中国富豪需要拥抱谦卑主义的市场经济,内心真正有所敬畏。

这就需要明了,什么东西是不要去做的,或者是必须有所节制的。

罗马教皇曾问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如何雕刻出完美的大卫像。米开朗基罗说:“我只是剔除了所有不属于大卫的部分。”

每个企业都需要明白自己心中的“大卫”是什么和在哪里。

为了“大卫”,任何企业和企业家一定要有所放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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